父亲是个老“运动员”了，在人民公社时，整个的公社男女老少没有一个不认识他的。

　　虽然时过境迁，父亲现在也已82岁了，身体还是棒棒的。运动员的身体还真是不减，说话做事跟个小伙子似的，一点也不服老。父亲依然耳聪目明，走起路来腰杆挺得直直的。父亲看上去60岁还不到，父亲与母亲走在一起，不认识的常误以为是母子，为此，常弄出一些笑话。

　　父亲每天早睡早起，每天早上4点不到就已起床，不论春夏秋冬雷打不动，如果哪天父亲晚起，那一定是父亲病了。父亲除了患过癌，开过刀，患有心脏病以外，其他什么毛病都没有。父亲天生好动，俨然以运动员自居，一生都在忙忙碌碌，一点歇时都没有，好像他有干不完的事。父亲总是变换着家里的摆设，今天将柜子放在西墙角，明天可能会将柜子移到南墙角，每天总想着给家人有清新的感觉。当然也有让人头疼的，常常难以找到常用的家庭物件。

　　父亲就是一个老顽童，对任何新鲜的东西总是充满着好奇。看到别人玩微信，他也心痒痒的，没事时就拨弄着手机；看到家人开车回来，他也要坐到驾驶室把玩一下方向盘，问这问那，俨然要学驾驶似的。更让人担心的事，看到电瓶车竟然一声不响骑上就想走，乖乖，那多险啊。父亲多年来一直担任着居民小组长，居委会有什么活动事务都愿叫父亲参加，什么捐款啊、登记居民信息啊，父亲乐此不疲，楼上楼下挨户敲门。小区内的居民几乎没有一个不认识我父亲。谁家有什么事，买了什么车，车号多少，父亲如数家珍。

　　父亲的所作所为，我虽然认同但不赞同，父亲毕竟80多岁了，我多希望父亲能够多歇歇，看看报，喝喝茶、养养花、钓钓鱼什么的，可这些都与父亲无关。看到父亲每天精刚刚、乐呵呵的，有人就问我父亲，你是如何运动、养生的？

　　父亲呵呵一乐，说，运动？养生？我是从不晓得的，如果说这也算是养生，那就是每天粗茶淡饭，早睡早起，有个好心情。要说运动，呵呵，我可是一个老“运动员”了。

　　每当提起这些，就会勾起父亲的一段回忆。父亲说，想当初我要是没个好心态，也不会有今天，而那些揪斗过我的人却都早死了。我了解父亲，父亲每次说这些话的时候，心情一定是复杂的，既悲痛又庆幸。他并不是单纯地觉得好人有好报，恶人有恶报这么简单，更不能说对揪斗过他的人的死有诅咒乃至有幸灾乐祸的感觉，他常常说起揪斗他最厉害的一个人，晚年的死是如何的悲惨、可怜，眼中竟闪现出泪花。

　　在我很小的时候，父亲在全县的供销系统中可有名了。父亲不仅能双手打算盘，而且心算也相当厉害，可说无人可比。你刚报出数量、单价，父亲便顺口报出结果。也许是父亲年轻气盛，也许是父亲的才气引起了人的嫉妒抑或有什么事得罪了某些人。突然有一天，有人在父亲如厕的茅坑里发现了一张印着毛主席头像的报纸，结果可想而知，天塌了。父亲被抓了起来，接着我的家来了一帮身穿绿军装，臂戴红卫兵袖章的人，将家里的一切抄出摆放在门口的场地上，外公外婆还有母亲被人吆喝着、指示着后背贴在外墙上，低着头，一动也不敢动。两个姐姐吓得也龟缩在墙角，大气不敢出，瞪着一双惊恐的眼睛。印象中家里的东西有点多，最显眼的就是父亲为家人准备过年做新衣的几块布料。布匹被一块块地展开，像一幅幅横幅，一面面彩旗迎风飘扬。还有我们一家人的鞋帽、锅碗瓢盆等一切生活用品都在地上一溜儿的排开。我哭喊着、挣扎着，眼放怒火，然而一双小肩膀被人紧紧地压着包揽着。从此，我家便跌入了暗无天日的痛苦深渊。

　　父亲戴着用纸糊的三尺高帽，被反绑着手，胸前挂着打倒反革命贪污分子的牌子被一群人押着在大街上游行。父亲面无表情，微躬着腰任人摆布，一场接着一场，一天连着一天，打倒反革命分子的口号声此起彼伏。从此，父亲被看押着，没白天没黑夜的批斗、审问着，但审来审去，一时也没得结果。父亲虽然没有被关进看守所、监狱，但父亲过着如同进入看所守、监狱一样的日子，父亲没了自由，家人不准探视，而我们一家人瑟缩在屋里，整天过着提心吊胆、听天由命的日子。

　　母亲木讷着脸，坚忍着，每天照常上工，照常侍弄着一家大小五六个人的生活。母亲从不当着我们的面流泪，我知道母亲一定在痛苦着，煎熬着。我想一定是深信父亲没事才是她生活下去的信心。每每传来被审的人上吊自杀或投河自尽的消息，我们一家人就像热锅上的蚂蚁，只能默默地在心中祈祷。好在几个月后，父亲被放了出来，父亲已没了人形，又黑又瘦，但父亲却像没事似的，反而宽慰着家人。只是家里的东西都被抄走了，家里一贫如洗，父亲的一点微薄的工资也停发了，家里的日子一天比一天艰难。母亲不得已硬着头皮偷偷地向亲戚东借西凑，日子才勉强过了下去。父亲出来后，一边要继续工作，一边要继续学习，接受再教育。当然，回家也成了奢望，一举一动都要请示汇报。

　　日子就这样如履薄冰地过着，原以为父亲被放出来后会结束，会渐渐淡去。不想，在此后的十年里，父亲每逢运动必被关必被审，而每次运动的到来，也是我全家人的又一次灾难的经历，在伤口上又一次撒盐。我们一家人不敢说、不敢笑，更不敢乱动，循规蹈矩，日复一日忧心忡忡地活着。担心着父亲在又一次的运动中还能不能活着回来。而我所在的学校，我也成了新闻重点人物，成了反革命分子的子女，任人打骂，任人宰割，我也只能骂不还口打不还手，一门心思听老师讲课，在校我像一个木偶，离校像一个机械。我从不敢正眼看人，也从不敢在大街上招摇，就像一只过街老鼠沿着屋檐一窜而过。好在父亲在一次次运动中挺了过来，我不知道父亲是怎么熬过来的，总有人说凡进去过的人不死都得脱层皮，但父亲最终还是出来了，活着出来了。父亲说戴在他头上的帽子——反革命分子，因为茅坑里的那张有毛主席像的报纸，不能证明是我父亲所扔，茅坑也并非属我父亲专用。至于说我父亲从事的南货工作，每天上厕所贪用公家售货包的纸，一日几张，一年多少张，一共多少年，也缺乏证据，无人证明。还有仓库里堆放的盐，盐化了的损耗也在规定内，也不能证明父亲贪了化了水的盐。最终，父亲被平反了，公家补发了扣发的工资，退赔了当初抄家扣押的物资折成的钱。

　　父亲终于长长地叹了一口气，而我们全家人也算松了一口气。我问过父亲，是什么力量使您挺了过来。父亲乐了，说，我不是没想到自杀，那时，自杀对我来说就是解脱，要不是放心不下一家老小，我早死过几回了，根本不可能活到现在，当初和我一样挨斗的人也不知道死了多少，都没能扛过去。呵呵，所以说，我是一个老“运动员”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