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父亲是个老“运动员”了,在人民公社时,整个的公社男女老少没有一个不认识他的。
虽然时过境迁,父亲现在也已82岁了,身体还是棒棒的。运动员的身体还真是不减,说话做事跟个小伙子似的,一点也不服老。父亲依然耳聪目明,走起路来腰杆挺得直直的。父亲看上去60岁还不到,父亲与母亲走在一起,不认识的常误以为是母子,为此,常弄出一些笑话。
父亲每天早睡早起,每天早上4点不到就已起床,不论春夏秋冬雷打不动,如果哪天父亲晚起,那一定是父亲病了。父亲除了患过癌,开过刀,患有心脏病以外,其他什么毛病都没有。父亲天生好动,俨然以运动员自居,一生都在忙忙碌碌,一点歇时都没有,好像他有干不完的事。父亲总是变换着家里的摆设,今天将柜子放在西墙角,明天可能会将柜子移到南墙角,每天总想着给家人有清新的感觉。当然也有让人头疼的,常常难以找到常用的家庭物件。
父亲就是一个老顽童,对任何新鲜的东西总是充满着好奇。看到别人玩微信,他也心痒痒的,没事时就拨弄着手机;看到家人开车回来,他也要坐到驾驶室把玩一下方向盘,问这问那,俨然要学驾驶似的。更让人担心的事,看到电瓶车竟然一声不响骑上就想走,乖乖,那多险啊。父亲多年来一直担任着居民小组长,居委会有什么活动事务都愿叫父亲参加,什么捐款啊、登记居民信息啊,父亲乐此不疲,楼上楼下挨户敲门。小区内的居民几乎没有一个不认识我父亲。谁家有什么事,买了什么车,车号多少,父亲如数家珍。
父亲的所作所为,我虽然认同但不赞同,父亲毕竟80多岁了,我多希望父亲能够多歇歇,看看报,喝喝茶、养养花、钓钓鱼什么的,可这些都与父亲无关。看到父亲每天精刚刚、乐呵呵的,有人就问我父亲,你是如何运动、养生的?
父亲呵呵一乐,说,运动?养生?我是从不晓得的,如果说这也算是养生,那就是每天粗茶淡饭,早睡早起,有个好心情。要说运动,呵呵,我可是一个老“运动员”了。
每当提起这些,就会勾起父亲的一段回忆。父亲说,想当初我要是没个好心态,也不会有今天,而那些揪斗过我的人却都早死了。我了解父亲,父亲每次说这些话的时候,心情一定是复杂的,既悲痛又庆幸。他并不是单纯地觉得好人有好报,恶人有恶报这么简单,更不能说对揪斗过他的人的死有诅咒乃至有幸灾乐祸的感觉,他常常说起揪斗他最厉害的一个人,晚年的死是如何的悲惨、可怜,眼中竟闪现出泪花。
在我很小的时候,父亲在全县的供销系统中可有名了。父亲不仅能双手打算盘,而且心算也相当厉害,可说无人可比。你刚报出数量、单价,父亲便顺口报出结果。也许是父亲年轻气盛,也许是父亲的才气引起了人的嫉妒抑或有什么事得罪了某些人。突然有一天,有人在父亲如厕的茅坑里发现了一张印着毛主席头像的报纸,结果可想而知,天塌了。父亲被抓了起来,接着我的家来了一帮身穿绿军装,臂戴红卫兵袖章的人,将家里的一切抄出摆放在门口的场地上,外公外婆还有母亲被人吆喝着、指示着后背贴在外墙上,低着头,一动也不敢动。两个姐姐吓得也龟缩在墙角,大气不敢出,瞪着一双惊恐的眼睛。印象中家里的东西有点多,最显眼的就是父亲为家人准备过年做新衣的几块布料。布匹被一块块地展开,像一幅幅横幅,一面面彩旗迎风飘扬。还有我们一家人的鞋帽、锅碗瓢盆等一切生活用品都在地上一溜儿的排开。我哭喊着、挣扎着,眼放怒火,然而一双小肩膀被人紧紧地压着包揽着。从此,我家便跌入了暗无天日的痛苦深渊。
父亲戴着用纸糊的三尺高帽,被反绑着手,胸前挂着打倒反革命贪污分子的牌子被一群人押着在大街上游行。父亲面无表情,微躬着腰任人摆布,一场接着一场,一天连着一天,打倒反革命分子的口号声此起彼伏。从此,父亲被看押着,没白天没黑夜的批斗、审问着,但审来审去,一时也没得结果。父亲虽然没有被关进看守所、监狱,但父亲过着如同进入看所守、监狱一样的日子,父亲没了自由,家人不准探视,而我们一家人瑟缩在屋里,整天过着提心吊胆、听天由命的日子。
母亲木讷着脸,坚忍着,每天照常上工,照常侍弄着一家大小五六个人的生活。母亲从不当着我们的面流泪,我知道母亲一定在痛苦着,煎熬着。我想一定是深信父亲没事才是她生活下去的信心。每每传来被审的人上吊自杀或投河自尽的消息,我们一家人就像热锅上的蚂蚁,只能默默地在心中祈祷。好在几个月后,父亲被放了出来,父亲已没了人形,又黑又瘦,但父亲却像没事似的,反而宽慰着家人。只是家里的东西都被抄走了,家里一贫如洗,父亲的一点微薄的工资也停发了,家里的日子一天比一天艰难。母亲不得已硬着头皮偷偷地向亲戚东借西凑,日子才勉强过了下去。父亲出来后,一边要继续工作,一边要继续学习,接受再教育。当然,回家也成了奢望,一举一动都要请示汇报。
日子就这样如履薄冰地过着,原以为父亲被放出来后会结束,会渐渐淡去。不想,在此后的十年里,父亲每逢运动必被关必被审,而每次运动的到来,也是我全家人的又一次灾难的经历,在伤口上又一次撒盐。我们一家人不敢说、不敢笑,更不敢乱动,循规蹈矩,日复一日忧心忡忡地活着。担心着父亲在又一次的运动中还能不能活着回来。而我所在的学校,我也成了新闻重点人物,成了反革命分子的子女,任人打骂,任人宰割,我也只能骂不还口打不还手,一门心思听老师讲课,在校我像一个木偶,离校像一个机械。我从不敢正眼看人,也从不敢在大街上招摇,就像一只过街老鼠沿着屋檐一窜而过。好在父亲在一次次运动中挺了过来,我不知道父亲是怎么熬过来的,总有人说凡进去过的人不死都得脱层皮,但父亲最终还是出来了,活着出来了。父亲说戴在他头上的帽子——反革命分子,因为茅坑里的那张有毛主席像的报纸,不能证明是我父亲所扔,茅坑也并非属我父亲专用。至于说我父亲从事的南货工作,每天上厕所贪用公家售货包的纸,一日几张,一年多少张,一共多少年,也缺乏证据,无人证明。还有仓库里堆放的盐,盐化了的损耗也在规定内,也不能证明父亲贪了化了水的盐。最终,父亲被平反了,公家补发了扣发的工资,退赔了当初抄家扣押的物资折成的钱。
父亲终于长长地叹了一口气,而我们全家人也算松了一口气。我问过父亲,是什么力量使您挺了过来。父亲乐了,说,我不是没想到自杀,那时,自杀对我来说就是解脱,要不是放心不下一家老小,我早死过几回了,根本不可能活到现在,当初和我一样挨斗的人也不知道死了多少,都没能扛过去。呵呵,所以说,我是一个老“运动员”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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